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结果制度越来越多，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执行困难，反而失去效率与效力。这便是钱穆制度陷阱。

这里举几个例子让大家了解的更清楚一些（对历史实在不感冒的可以跳过这几段）。

比如汉朝开始的一百多年政府官员大多是军人和外戚，大量在野的贤能之士不能为皇帝所用。到汉武帝时发展了徵辟制、察举制。从民间选拔贤良方正之士来朝廷做官，为国家所用。徵辟制、察举制到后来出现了很大的弊病，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

东汉末年有一首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到魏晋的时候，徵辟制、察举制虽未废除，但主要靠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其选拔标准是家世、品德、才能并重；同时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

到后来士族把持了选官制度，则主要看家庭出身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局面。到南朝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因为一些出身寒微的皇帝起来了，用得大多是寒微之士。这时又有一个典型的典签制度，宋、齐两朝，多以幼小皇子出任方镇，皇帝用寒人出身的亲近左右充当典签，代替诸王批阅公事，甚至照管诸王的饮食起居，职位虽低，权力渐重，到后期典签大多派到了所有的方镇，如宗榖任豫州刺史，所施政刑，因为典签吴喜公经常反对而无法执行；典签每年数次到达京师，向皇帝汇报地方诸王的行事表现。皇帝问以方镇刺史的政绩，“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于是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典签制度在于制度控制和监视方镇。

梁武帝鉴于前朝典签制度造成皇室骨肉相残，甚至丢掉江山，废除了典签制度。这样一来，诸王不再受制于典签，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抗衡中央，又闹出乱子，梁亡很大程度上也由此因。

唐安史之乱后，玄宗吸取了之前给武将权力过大而不受控的教训，把身边的亲信太监派出去当监军。到他儿子肃宗时，成为一项制度，监军在军中的实力比主将还大，所以像边令诚宦官能在军中斩掉主将高仙芝；能让勇将仆固怀恩因为跟他有点小矛盾而害怕；而像大太监鱼朝恩竟能大摇大摆地到国子监给太学生讲易。德宗时，太监更掌握禁军神策军，国家军政都由他们主导，后来皇帝的废立生死都皆由他们掌控。有的皇帝当然也不甘心受制于宦官，也想扭转局面，像唐文宗，也像除掉跋扈的掌权太监，可惜打蛇不成反被咬，甘露之变后，唐文宗灰心丧气，说自己还不如汉献帝，汉献帝受制于权臣，自己受制于家奴。

宋太宗鉴于中晚唐和五代藩镇割据，尾掉不大，武人跋扈的现状，实行兵将分离的制度，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难在一起作乱。对皇帝是比较保险，但是放出去打仗就不保险了。宋的养兵制度也是实在要命，又不沙汰，终身养着，怕那些无业的、强壮的、无赖的青壮男人闹乱子，都招到军队里养着。养了庞大的军队，弄得国困民疲，到后来金人打过来了，军队却不堪一用。

明太祖朱元璋废掉宰相之职，独揽大权，可是要处理这么多国事也是很辛苦的，他的子孙便吃不消了。建文帝时，便弄了一个内阁充当咨政机构，参谋参谋，顾问顾问，打打下手。明朝最高权力运转的方式是：议政权给内阁，行政权给六部，决策权握在皇帝手里。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这样内阁首辅的权力便越来越大；而司礼监掌印太监更是权势熏天。明朝宦官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便是由这项制度引起来的。

我们分析历史发现，那些开国之君不是没有总结前朝的经验和教训，极力去避免重蹈覆辙，为何还会补了东墙，西墙垮了，治了标不能治本呢？为何跳不出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我们来把这种制度陷阱缩放到一个企业来分析，以小见大，也就清楚了。

从几个人的小公司到几万人的大公司，大概最不缺少的就是制度了。老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用制度去约束、规范、控制、监督一个团体，使之有效的运转起来。可是，很多时候，不是制度少了，而是制度多了，繁文缛节，一大堆的控制节点，使得效率大大地降低。有的公司销售人员在内跑流程跟在外面跑客户的时间几乎一样的，不胜其苦。为何会如此，这是因为这些制度制定者比如老板或CEO的初衷就是为了加强控制，而不是为了有效的运转。

换一句说，他是想依靠这些制度去更好的保障他手中的权力和利益。而不是站在更长远的角度保障公司的有效运作和保障大多数员工的利益。因为制度制定者跳不出这些私心，这些制度本身就出现偏差，再加上控制节点执行的人夹带了私心，偏差就更大了，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二，不少制度原本是临时的权宜之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举措，却被制度化下来了，比如什么小组之类的，逐渐架空了原来的运转组织，造成机构重叠与紊乱，出现政出多门的局面。

其三，领导的临时起意被固定下来，形成制度，有时候领导一拍脑门，随便说了一个什么事情，溜须拍马的人便极力逢迎，把他固定下来。

其四，老板下面的一些掌权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私利而推动一些制度，这种现象很常见，现在有些有后台的公司在幕后通过对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甚至政策法规的运作来保障自己长久的利益。

这样制定的制度一旦固定下来，且运转起来，再要改变起来就很难了。头一个是人的惯性思维，他习惯如此了，一旦改变，反而习惯不了，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那样，当人习惯在高墙受管制之后，出了高墙反而不知所措。

其次，制度改变的背后都涉及到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分配，当前制度的受益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一定极力狙击，这就是历史上历次变法都困难重重。鲁迅说过：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为何走不出制度陷阱？ 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制度设计者没有跳出权力控制和利益掌控的格局，决定了制度的先天不足。

其二，制度建设没有体系性，没有顶层设计。没有体系性的制度怎么能解决体系性的问题，没有顶层框架怎么去解决顶层性的问题。

其三，没有文化配套，没有在全员心里建立一套原则、标准、规范、是非、善恶等等的软制度。没有人会自动去维护这个制度，一旦制度有漏洞，人人都会钻这些漏洞。

人们常说，一个好制度使得坏人变好，一个坏制度使好人变坏。

什么是好制度呢，好制度怎么出来的呢？ 值得人去深思。